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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正在藏经洞挑选经书

文|黄金生

1933年1月13日,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东,以欧美同学会名义举行公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致欢迎词。参加者有胡适、梁思成、林徽因、冯友兰、蒋廷黻、黎东方、许地山、任鸿隽、陈衡哲……这几乎囊括了当时身在北平的中国一流学者。

举办如此盛大豪华的欢迎宴会,被欢迎者到底是何方神圣呢?被欢迎者在公宴上发表了答谢致辞:“夫中国有史三十世纪而迄未间断,其雄伟深奥,确可成一独立学科而有余。盖久非涉猎之士,不经训练所能操觚者矣。”而这段文辞端雅并对中国史学有着深刻认知的致辞者竟然是一位洋人,他就是被胡适奉为“西洋治中国学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伯希和学术地位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却会勾起我们的汉学之痛,正因为他于1905—1910年间所进行的中亚考察及收集的大量敦煌文献资料。与斯坦因几乎不懂中文不同,伯希和精通汉语,有深厚的汉学功底,敦煌遗书中的精品,特别是有年份的经卷,多被伯希和挑走。说起伯希和与敦煌学,中国学者的心情,正如罗振玉在初见敦煌文献时所描述的那样“可喜、可恨、可悲”。

抢夺义和团军旗

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于1878年出生于巴黎的一个传统天主教家庭。他的祖上有光荣的历史,祖先斯蒂芬·伯希和(Stephen Pelliot)来自苏格兰,曾追随圣女贞德抗击英格兰人。由于立场亲法,其祖上在诺曼底鲁昂定居,后迁至巴黎。伯希和小时就记忆力惊人并展示了语言天赋。中学毕业后,入法国汉学中心之一的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汉语,并成为法国中国学权威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的高足和追随者,投身于中国学研究的行列。伯希和据说会十二种语言,很多已经消亡了的中亚语言他都耳熟能详。1899年被选拔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委员会的寄宿生,到了越南河内。1900年,该会改为法兰西远东学院,伯希和成了该院的首批成员并于同年被学院派到北京购买、收集文物与图书。当时的义和团运动正风起云涌,一次法国驻北京的公使馆被义和团所围攻,伯希和表现出了“骑士般的好斗性格”,他在日记中记载,他曾经越出使馆围墙抢夺了义和团将军李氏的一面军旗,又一次他跳过战壕,与义和团首领谈判数小时,全身而退且捧回一堆对方赠送的新鲜水果,这种不可思议的大胆之举还让他荣获了一枚勋章。

由于在汉学方面的天才表现和特殊贡献,伯希和1901年受聘为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教授,时仅22岁,当时他已经在印度支那及东南亚历史地理、汉籍目录版本、中国的外来宗教和异教派、中国佛教起源及与道教的关系等领域均有造诣。1904年,伯希和回到法国,不久又返回河内。这一时期在中亚和中国西北地区,沿丝路古道,欧洲和俄罗斯的“考察家”“探险家”等已经展开了大量的考察、探险与盗窃文物的活动,并且都先后取得了惊人的发现与成绩。对此法国的中国学研究者,分外眼红,也不甘落后,组织自己的考察活动。翌年,由“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及人种学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塞纳(Emile Senart)委任伯希和为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与测量师瓦扬(Louis Vaillant)和摄影师努瓦特(Charles Nouette)一起,组成考察团。

1906年6月17日,伯希和率领的考察团离开巴黎,再登上由莫斯科前往塔什干的火车,辗转前往中国。据说,上火车前,他对俄语还一无所知,等在喀什下车时,他已经能用俄语跟人交谈了,这使坐在他周围的人大吃一惊。8月底到达喀什不久又抵达库车,在这里进行了8个月的考察。之后,就转移到乌鲁木齐,以便补充生活必需品,准备越过沙漠前往敦煌。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敦煌藏经洞发现遗书之事,更没有听说斯坦因对敦煌文物的劫夺。只是计划去敦煌进行拍照,并研究千佛洞的壁画和塑像。

义和团运动带给伯希和的不仅有一枚勋章,还有更大的收获。被指责为“纵容拳匪,围攻堂馆”的镇国公载澜事后被褫职夺爵,发往新疆监禁。伯希和回忆当年在法国使馆时说:“当时(义和团包围使馆时)我们唯求安全走脱,他(载澜)却牢牢困住我们。”但此时无聊寂寞的载澜在听说伯希和来到乌鲁木齐后,却数邀其一行见访,并向摄影师努瓦特讨教照相术。席间,这个被流放的公爵拿了一份据说是来自敦煌的手稿让他看,伯希和“刚一打开这个卷子,就认出了这是八世纪以前的东西”。这也印证了他在乌鲁木齐听到的有关藏经洞的传说,大为惊喜,急迫地离开了乌鲁木齐,马不停蹄前往敦煌。在伯希和准备离开乌鲁木齐之际,载澜尚留恋地对伯希和说:“你们要走了,我却不得不留下来。”

伯希和第1窟(敦煌第138窟)内照片

平均每小时翻阅一百册卷子

1907年圣诞节前夕,伯希和离开乌鲁木齐,虽然经过拥有众多考古遗迹的吐鲁番,但伯希和已经心不在此,他要赶紧去到敦煌,看一看佛窟和著名的藏经洞。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终于到达敦煌千佛洞,当时王道士并不在,但洞窟中的造像、壁画、浮雕和装饰图案让他叹为观止,而最让他着迷的是阅读洞窟墙壁和石碑上的文字。在此前,还没有人对这些石窟进行过“认真”研究,包括先前来过的斯坦因。伯希和给每个洞窟编了号,共有182个。3天后,即2月27日,王道士归来,伯希和一方面继续对石窟进行研究,一方面与王道士就藏经洞文物讨价还价。

据伯希和回忆,王道士告诉他,“我们的英国同行付给他一笔钱,数量可观。他的目的是让我们付更多的钱。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暗自思忖用什么手段对付他”。与斯坦因记载如何与王道士相处并诱骗他打开藏经洞不同,伯希和并没有记下他与王道士的交往细节,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他用哪些手段骗得王道士打开的藏经洞,但他却详细记载了打开藏经洞大门,第一眼见到的那一刻:

我们最终拿到了钥匙。3月3日“忏悔礼拜二”这天,我进入神圣之所。我惊呆了!八年前,藏经洞的书卷开始外流,我以为藏书数量已大大减少。您能想象吗,当我进入二点五米见方的洞中,发现里面三面墙上都堆满一人多高的书卷,每面墙都有两三层卷子。大量藏文写本夹在两块木板之间,用绳子捆着,堆放在一个角落里。其他书捆里也隐约可以看到一些汉文和藏文文字。

伯希和与斯坦因不同,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汉学家,知道哪些卷子更有价值。他在这一天日记中就奇怪,这样的宝贝,何以竟然没有一位中国学者来看一看。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带走最精彩的部分。尤其是想全部带走非汉文的文献,因为他坦承自己功力还有欠缺,对那些非汉语文字的卷子,只看得懂字母,但并不知道其中的意思。而对于汉文,由于他精通,可以挑好的拿。但他同时也发愁,这么多的卷子,怎么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翻检完毕,于是他“很快做出决定,至少要对藏经洞进行一次粗略考察,这项工作将为我指明方向。要逐个展开藏经洞中一万五千至两万册藏卷,我没有时间进行过多思考,否则六个月也看不完。但我至少要把所有卷轴都打开一遍,辨认每个卷子的性质,看看是否有新发现。第二步要把卷子分为两类,一类是精华部分,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拿到手;另一类也要努力争取,但必要时可以舍弃。尽管我很努力,这项工作还是花了我三个多星期时间。头十天里,我每天翻看将近一千册卷子,这肯定创下了纪录,因为平均每小时要在洞里翻阅一百册卷子,堪与行程中之汽车比拟矣。”

这里的宝物之多,超出他的想象,第二天,他记录道:“我找到了一些非佛教的书籍片断,比如《论语》的一章末尾;我有信心还能找到更好的。还要记一下几件道教文本。” 第三天,他发现了一块雕版,兴奋异常,因为“是晋朝开运时代的产物;这是五代时期的后晋吗?如果是前晋的话,那可真是早啊。我很后悔没带一本年号表来!” 第四天,他自称是“对我来说特别有收获的一天,找到三个婆罗米文卷子,其中一件很长;一些道教手稿,一件有着武则天所造的特别汉字的经藏,因此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七〇〇年左右;三件敦煌铭文的卷子及一件特别标明是千佛洞的(抄写的字迹很丑,还很潦草,但看得清)。还有一件了不得的卷子,上面有一个后来于十世纪初加上去的印章,这是一件著名的柳公权所抄录并石刻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最后还有两块新的雕版,其中一块和昨天的那块一样,上面标着开运丁未的时间;最后,我还找到一份完全印刷的陀罗尼复本,纸的状态——被虫蛀了以后又重新粘合起来——可以同时证明这件东西在十世纪上半叶就已经不是新的了,而且印刷文件在当时还很稀有,因此人们把它留下来了”。 第五天,“又是很好的一天”,……第八天,“今天一天主要有两桩发现”,第九天,“今天上午,找到了差不多完整的文选第二章,上有李善的注释,还有修订过的切韵的大部分。还有敦煌人物生平的片断以及《书经》片断。……今天下午,又找到一个《文选》片断(第二十七章或第二十八章的末尾),另一些《书经》《论语》,以及《庄子》第一章,……”3月13日,“今天找到两件上面有表现地狱场景的插图的手稿,有一件真是有意思”。3月16日,“今天的两颗珍珠是:一件关于沙州地区的地理片断,上面标出了州治及寿昌县至那些围场、湖泊、山丘的距离。真幸运,和我之前找到的大描述比起来,这个片断正好填补了一些空白。一件去五台山旅行的小日志,由那个在那里(按:此处划去“涂画”一词)勾画了庙宇布局图的僧人所做。应该就是他,在回程中完成了五台山的大地图,该图装饰了这里主要石窟之一的壁板背景。” ……

到3月25日,总算清理差不多了:“今天只有几个卷子要看了。要完成检查了。”他在第二天奢侈了一把,“洗了一个澡,……简单地放了一天假。我相当疲倦,与书籍的灰尘混在一起,我一直在咳嗽,喉咙也痛,半个多月来一直这样。”但即使这样,他还是不放心自己是否有遗漏,于是“下午我又去藏经洞里整理了一下。我以为一会儿就能干完,但我今天没整理完……”

在三个星期中,伯希和在藏经洞里,借助昏暗的烛光,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翻捡着每一件写本,并把它们分成两堆,一堆是最有价值的文献,他给自己订立了几条标准,即:一是要标有年代的,二是要普通大藏经之外的各种文献,三是要汉文之外的各种民族文字材料,这堆写本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得到的;另外一堆则是必要时可以舍弃的写卷。伯希和凭借自己丰富的汉学知识,以及熟悉多种语言的优势,加上精力过人,在藏经洞20多天时间中,他基本上对藏经洞所剩全部挑选了一遍。他说:“我并没有放过任何一件主要的东西。我不但接触了每一份手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

伯希和第1窟(敦煌第138窟)左壁壁画

骗取国宝花了多少钱?

从3月27日开始,伯希和不再进藏经洞了,“这以后是与王道士谈判,以多少银子换多少卷子的事了”。伯希和当然希望能把所有宝物一锅端,在进洞的头一天里,他就计划付出3000两银子买下所有卷子,这笔钱是斯坦因付出的整整15倍。但正如先前只卖一部分给斯坦因一样,王道士并不愿把所有卷子都卖给伯希和,一来怕动静太大,他担不起干系,王道士始终不想让外人知道此事,过去就交代斯坦因不得走漏风声;二来或许其他部分还可待价而沽。

当伯希和挑出藏经洞的精华部分后,开始与王道士进行谈判,但对于谈判细节,他最终花了多少钱,在日记里他竟然没有透露过多的细节,后来传闻伯希和是用500两银子换走了5000卷子。即使如此,伯希和的500两银子相对于5000件宝贝,也与欺诈掠夺行为相去不远。或许有人分析的那样,伯希和是一个读书人,他清楚地知道用那样的价钱换取那样的宝物乃是迹近于抢劫的行为,所以在日记里刻意忽略掉了。(周振鹤、张琳敏:《读伯希和敦煌藏经洞笔记》)

最终在5月12日,双方总算达成一致:“今晚买卷子的事解决了:最终我得到了所有我另放在一边的汉文和藏文部分,还有藏文夹板中的一块(不可能得到其余了)。”他为那些卷子共付出多少钱,日记里始终没有记载,只知道在5月14日他又从“王道士那里买了三十八件来自石窟的大型绘画,二百两银子,还有少量木制的。这些绘画很有趣稀罕,可惜都是十世纪的‘常规风格’,石窟最为僵硬、单调的时代”。

伯希和骗取的经卷数量虽然没有斯坦因攫取的多,但质量最高。敦煌遗书中标有年代的卷子本来不多,大部分为伯希和所得。据学者统计,在伯希和原编的2700号草目中,标有年月的有515件,占19%,即将近1/5,斯坦因所窃部分,有年月的卷子占4.3%,不到伯希和的1/4,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年月的卷子仅占0.58%,是伯希和的1/32,俄国所藏敦煌遗书中,有年月的卷子为1.36%,是伯希和的1/14。正如学者张广达所言:“人所共知,卷子上的年月记载完整多半表示卷子的首尾较少残缺,有纪年的卷子对于科研的价值自然大为增高。只此一端,人们也可以体会巴黎所藏卷子的重要性。”

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献约90%以上,有人称敦煌遗书为佛教遗书,而直接关系社会政治经济的世俗文书,数量则很少,大多被伯希和盗去,目前法国所藏的世俗文书数量最多,研究价值最大。据统计,现在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95%以上为佛经,英国所藏的佛经约为85%,俄国所藏的佛经也为85%,而在巴黎所藏的3900卷汉文卷子中,佛经仅占65%左右,约为2500卷。由此可知,伯希和所盗的敦煌遗书佛经的数量最少,世俗文书的数量最多。(刘进宝:《伯希和与敦煌遗书》)

在伯希和盗劫藏经洞遗书的同时,还让努瓦特拍摄了数百幅黑白照片,给莫高窟当时已发现的所有洞窟都照了相,共376幅。这些图片共有六大本,以《敦煌的洞窟》为名,于1920-1924年在巴黎出版。这是关于敦煌佛教艺术的最早出版物,对我们今天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是因为在伯希和离开敦煌几年之后,当白俄士兵被拘留在那里时,千佛洞的石窟艺术曾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另外,伯希和还详细查看了千佛洞的洞窟,对每个石窟都做了描述,特别是详细地记录了洞窟中的壁画题记。长期以来,由于莫高窟不断遭受人为和自然的破坏,洞窟的许多题记已模糊不清,甚至什么也看不见,因此,伯希和的这些记录,就成了很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研究敦煌学,特别是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伯希和第1窟(敦煌第138窟)右壁壁画

中外学界“欣慰同深”?

伯希和在得到宝物后,让努埃特带着文物箱子通过海运回国,而他自己则带了一箱手稿前往北京。沿河西走廊进入中原,最后在10月5日到达北京,采购图书。12月12日返回其工作地点法属安南河内。1909年5月21日,伯希和离开河内,走海路前往中国,他随身携带一些敦煌珍本,如《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伯希和乘船北上途中,途经上海,于1909年6月上旬访问了南京,拜会了时任两江总督端方。大概由于端方的介绍,这位年仅30出头的西洋学者,受到了京师一批硕学鸿儒的盛情接待。

6月9日,伯希和离开南京,取水路经上海、天津,于1909年6月下旬或7月上旬到达北京。在其到达北京之前,端方已改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于端方及其幕僚与北京政学界和收藏界有密切关系,伯希和在敦煌获宝并随身携带部分敦煌文献的消息,逐渐传播开来。

1909年9月中旬前后,清大理寺推丞、学部谘议官兼度支部清理财政处谘议官王式通和刑部主事董康,最早侦察到伯希和在北京的行踪。9月28日(即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上午,董康力邀1909年8月26日刚从日本考察归来的学部参事、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监督罗振玉去见伯希和。伯希和在接待罗振玉等人的过程中,讲述了有关敦煌藏经洞的信息,出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记事簿、写本标题简目等,展示了手边的一部分敦煌写本。罗振玉边听边看边记录,回家后便将所闻所见整理成一篇记述短文,实际上是一篇简单的记录和目录,定名为《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这是迄今所知的中国第一篇“敦煌学”文章。

9月4日,京师学者以侍读学士恽毓鼎为首的一批中国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恽毓鼎代表中国学者的致辞,把敦煌遗文的失而复得,看作是整个中外学界“欣慰同深”的事情。中国学者这种 “以德报怨”的态度使伯希和非常感激,所以对于中国学者提出的影印写本的要求,表示“实心为之”。

恽毓鼎在参加宴请伯希和的聚会后也在日记中说这些珍本“辇归巴黎,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但真正可悲的是,中国学者从伯希和处听说石室尚有存者之后,却没有一个人说自己亲自去一趟敦煌,而是向官府打报告,派甘肃新疆巡抚去搜检。结果官府办理此事者马虎其事,让王道士窝藏了不少,路上还有遗失。清末中国的学者是书斋中的士大夫,完全没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样的学术敏感,也没有任何专业考古学的训练。相对而言,伯希和是个学者,是个汉学家,是个精通西域历史的专家,他了解敦煌的价值,对于敦煌石窟的破坏是最小的。而伯希和带回的这些文献,及其后来对于敦煌的研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对于敦煌文物的保护。所以,正如罗振玉所言,今天我们提起伯希和与敦煌学,也可以用“可喜、可恨、可悲”来形容。

(参考资料:《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法] 菲利普·弗朗德兰《伯希和传》;周振鹤、张琳敏《读伯希和敦煌藏经洞笔记》;刘进宝《伯希和与敦煌遗书》;沙武田:《劫宝的汉学家——伯希和》;王楠《敦煌藏经洞发现者之一伯希和》;王冀青《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等)


来源:嘉兴在线—嘉兴日报    作者:摄影 记者 冯玉坤    编辑:李源    责任编辑:胡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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